选举年中的意外事件

乌坎事件之所以发展到今天，首先不是政府创新了什么机制，而是民众改变了自己。最值得总结的，不是政府如何应对民众的群体事件，而是民众如何应对政府的维稳体系。

 

 

选举年中的意外事件

 

 

长平

 

 

很难想像，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，会以疑惑且暗含责备的口吻问记者：你们为什么对选举感兴趣？但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这样问了：你们，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？

 

2012年被称为世界选举年，据CNN统计，全球有59个国家进行政府或议会大选。年初的台湾大选，年末的美国大选，俄罗斯总统易位，中国领导人交班，韩国、日本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云，都早早地列入了各大小媒体的选题单。不过我相信，再细致的预案，也不会事先想到乌坎选举。

 

即便在乌坎事件发轫之初，媒体也普遍将其视为又一个被镇压的维权活动，而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选举。我和同事们也有些惊讶地发现，新创刊才出版了14期杂志的《阳光时务》，竟然用了5期封面故事来报道乌坎事件。因此，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向汪洋书记汇报一下，我们，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？

 

在我听来，汪洋书记的反问里同时包含了三层意思：你们是不是小题大作了？是不是别有用心？是不是发生了误会？第一个是媒体的新闻判断问题，与汪洋没有关系，但他可以善意提醒；第二个是中国官员惯用的伎俩，与其说是对外媒的诛心术，不如说是对国内民众的障眼法；第三个是他真正需要对媒体澄清的事情。

 

汪洋如是说：“我们经过初步了解以后，认为乌坎群众在土地等问题上的诉求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，因此我们就是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，……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，乌坎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。”

 

 

在重要搭档王立军出入成都美国总领事馆之后，薄熙来大举创新的重庆模式成为政治笑话，北京已经基本控制局面，这个时候地方诸侯再大谈创新，对仕途没有好处，也许这是汪洋否认创新的真实原因。但是，我仍然认为他说了实话，官方在乌坎事件上并没有任何创新。

 

有一些学者和评论人始终睁大眼睛去发现官方的善举，随时准备予以大肆吹捧，以为夸一夸官员们就从善如流了。因此，乌坎事件刚有转机，村民们还没有从生死搏斗中缓过气来，他们就盛赞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创了“乌坎模式”，称之为政府处理维权事件的新思维。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
 

事实上，乌坎村民从个人上访到集体请愿，从迎来武警的警棍、盾牌和催泪弹到带头人被警方拘押，广东省各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，完全是因袭自六四以来对付各种权利呼喊的镇压模式，没有任何创新可言。假如武警阻止了乌坎人的游行和抗议，假如带头人被抓之后村民就各自散去，假如政府从村民内部分化瓦解成功，乌坎事件就是若干年来发生的无数底层维权活动之一。就在乌坎事件发生之后，广东省各级政府也在以过去的方式，而不是所谓的“乌坎模式”镇压各种维权活动。

 

因此，从政府既有的思路看，乌坎村民从上访维权到民主选举，不过维稳体系中的一场意外事件。

 

那么这场意外事件能否改变政府思路和行为呢？如果能够，又将怎样改变？

 

汪洋认为乌坎群众在土地等问题上的诉求合理合法，而英明的政府洞若观火，主动顺应民心，所以就让他们把《组织法》和《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》落到实处。看来汪书记不打算在创新上让其他诸侯眼红，却要在守法上与乌坎村民争功。但是，他这个解释至少有三个疑点等待进一步的解释。

 

第一，不再像往常那样走过场，落实《组织法》和《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》的动力何在？是因为群众诉求合理合法吗？假如有群众提出不合理合法的诉求，政府就可以不给他们落实此二法？或者两者没有因果关系，是政府突然觉悟了吗？

 

第二，既然群众诉求合理合法，为什么在此前长时间的上访中政府没有慧眼识珠呢？直到上访被忽视被阻止之后出现激烈冲突，政府也没看一眼人家的诉求，就派出武警包围村庄了，并宣布村民自治组织非法？村民们誓死反抗致使武警不能进村，政府还没看出其诉求合理合法，派出流氓便衣去骗抓了带头人，并在看守所里发生人命案？那么政府到底是什么时候，何种情况下，突然发现这些诉求原来是合理合法的呢？

 

第三，这个说法是否意味着，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那些被镇压的维权活动，民众的诉求都不合理合法？或者说不合理不合法，就可以武力镇压？

 

很多学者都在讨论政府的创新和改变，虽然是出于各种好意，但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对乌坎民众的勇敢和智慧的忽视。乌坎事件之所以发展到今天，首先不是政府创新了什么机制，而是民众改变了自己。最值得总结的，不是政府如何应对民众的群体事件，而是民众如何应对政府的维稳体系。

 

首先，从土地征用到村官选举，乌坎人都有自己明确的权利意识。他们明白土地和自己的关系，也明白土地和腐败的关系，更明白腐败和选票的关系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行动中不断地强化和丰富这种权利意识。

 

其次，他们坚持行动，多方出击。从传统的宗法制度，到时髦的微博平台，都可以成为他们追求民主的资源。在武警围村的恐惧中，他们能够誓死反抗；当官方同意谈判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理性应对；争取到民主的机会之后，他们仔细谋划，反复讨论，创造性地发展了村民代表议会制度。

 

尤其重要的是，他们集思广益，善于学习，不断成长。无论男女，不管长幼，都能各擅其长，精诚合作。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有智慧的出想法。同时，他们充分利用外部资源。选举专家，围观网民，都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。

 

当官方以惯用的敌我划分来隔离境外媒体时，他们未被吓倒，反而更多更好地为记者提供方便，让事件成为全球焦点，得享不仅透明而且杀菌的舆论阳光。而内地很多类似事件被镇压之后，人们却常常总结是因为外媒采访给了官方口实。

 

乌坎人的行动，的确也给了官方创新模式的机会。或者说，是他们的坚持，让官方被迫改变了陈旧的套路，寻求新的解决办法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官方从此获得并改用这一模式，来应对类似的群体事件。要让想“乌坎模式”成为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“创新”，仍然需要民间社会给予足够大的压力，发展足够多的智慧。